今天我们所指的“国学”是泛指中国传统文化，特别是在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，对今天仍有深远价值的传统文化。“国学”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与学术，还包括了医学、戏剧、书画、星相、数术等等。按照学科分为：宗教学、哲学、文学、史学、礼俗学、伦理学、考据学、版本学等，其中儒家的哲学为主流；按照思想分为：先秦诸子、儒、释、道三家等，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，其它处于辅助地位；按照《四库全书》分为：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但以经、子部为重，尤倾向于经部。
“国学”一词，古已有之。本指国家一级的学校。《周礼·春官宗伯第三》云：“乐师掌国学之政。”《唐会要》中也说：“贞观五年以後，太宗数幸国学、太学，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。”而近代意义的“国学”概念，是在清末民国初期形成的。其界定曾在上世纪初几度引起争议。“国学”的定义，严格意义上，到目前为止，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。但普遍都认同“国学”的经世致用性，相对于新学指旧学，相对于西学指中学，引申而言，即中国传统学术。
20世纪初叶，随着腐败的满清政权走向灭亡，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也走到了尽头。明朝以后一直把儒家学说奉为经典，《四书五经》以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注释为正本；科举制度更是把知识分子束缚在做八股文的轨道上；因此整个教育体系就是死读儒家经典，而与自然科学绝缘。
从鸦片战争开始，西方列强的“坚船利炮”使中国的“《四书五经》”不堪一击；西方的新潮理论让中国士大夫们的满腹经纶无从招架，从而迫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睁开眼睛去看世界，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，于是就产生了所谓“西学”，又叫“新学”。
尤其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，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完全归罪于封建制度，归罪于以孔子和《四书五经》，三从四德，父子君臣为代表的儒家文化、封建礼教。他们提出打倒“孔家店”的口号，提倡白话文，主张废除科举，废除跪拜等封建礼节，主张男女平等，婚姻自由，主张文字改革，主张废除私塾，开办新式学堂等等。如此旧文化体系也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。
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，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。另外有一批文人认为，新文化运动否定了中华文化的根基，否定了中国固有的伦理纲常，未免太过激了，于是就用所谓“国学”以区别西学或新学而与之相对抗。此时的“国学”并非是一门独立的或是新产生学科，而只是将原有的儒家典籍四书五经赋予了一个新的名称而已。
其时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们，都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。他们从旧营垒中杀出后，对旧营垒的情形往往看得非常清楚，所以才能将新文化运动搞得如此风生水起、波澜壮阔。“国学大师”也如雨后春笋般地破茧而出，比如章太炎、钱穆、王国维等。在这些国学大师眼里对于“国学”的定义也是各有所见，这就难免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了也。
总之五四以来，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，中华文化是得到了光辉的继承和发展，还是产生了断层？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道德传统产生了怎样的变化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，我们就此不做讨论。
在全球经济趋向于一体化下，我们中国人自强不息，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和发展，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正日益提高。于是“如何创造和谐社会”、“优化各产业结构”之类的命题备受热议与关注。在众说纷纭的当下，或许回看历史，在历史的、传统的、民族的文化中能够得到些许的启发。“国学”作为我们民族灿烂文化的一烁，应当得到永续的传承，并被不断发扬光大。
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。让我们把国学运用到日常经营管理中，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、为往圣继绝学、为万世开太平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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